那是2004年的7月份，是我从经济庭调到乡下法庭工作的第二个年头，已经接受了民事案件当事人与经济案件当事人不同的画风，适应了梳理民事案件中琐碎繁杂的各种头绪，学会了倾听当事人面对法官滔滔不绝林林总总的叙述，练就了让耳朵自动筛选有用内容的神功。大量办理过的案件会在尘埃落定后被我的大脑清空。

但是，有一个吴老汉告儿的案件，让我至今无法忘怀。

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早晨，我听到楼梯上有拐棍敲打地板的声音，赶紧走出去看，吴老汉已经气喘吁吁地走到我办公室门口了，我赶紧扶他进来，拉了凳子给他坐，吴老汉只是张大嘴巴喘气，说不上话，我让他坐下慢慢说，他执意不坐，却顺着墙蹲到地上，双手撑着拐杖，轻声呻吟着。我要扶他起来，他却说，这样蹲着好受点。我不再坚持。递过去一杯热开水，他喝了两口，把杯子放到面前的地上，断断续续地说：“闺女，我给你说啊，这次我要告我二儿子，让他还我钱，还我粮食……我怎么养了这么个不孝的东西啊……”看了诉状，得知老汉要二儿子所还的那些钱，是他在二儿子盖新房时给的，没有任何手续；粮食是十几年前老汉收的百十斤麦子放在二儿子家的，按说早已经吃完了。我不禁纳闷起来，决心调查个清楚。

吴老汉走的时候，得知他急着赶路，连早饭也没吃，是走了一段山路后才坐顺车来的，兜里也只剩下了5角钱，而回去坐车还需要两元钱，他准备走一段路再用剩下的5角钱坐顺车回家。我不禁想，为了他认准的那个理，饿着肚子来法庭讨说法，何苦呢？我对吴老汉说:“您这么大年纪了，身体又不好，不要再来回跑了，我们会去你们村处理你和你儿子的事，你在家等着就是了。”然后又给了他些零钱让他买早餐吃了再坐车回去，吴老汉感激地离开。

其实，在那之前，应该是4月份的时候，吴老汉就来过法庭，那次告的是大儿子，要求大儿子对他尽赡养义务。案子是娟姐办的，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儿子吴某被传唤到庭时，满脸委屈地从兜里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协议书，上面写着“生不养，死不葬，死后家产与你无关，债务不叫你承担……”原来早在1994年，老汉的两个儿子因为争窑洞闹了矛盾，老汉叫老大把一眼窑洞让给了老二，老大不同意，老汉干脆提笔写了一纸“休儿协议书”，从此与大儿子断绝了往来。数年过去，吴老汉和老伴逐渐丧失了劳动能力，开始靠二儿子赡养度日。自2003年开始，老伴患脑血栓导致半身瘫痪，经济本已拮据的二儿子更是雪上加霜，不得不提出要求和大哥分养两位老人，但老大却因老汉当年的一纸“休儿协议书”，坚决不同意。吴老汉情急之下向法院提起了赡养诉讼，娟姐三次为这对父子沟通思想，化解矛盾，终于使得这对近十年来形同陌路的父子相互谅解。当时老人是在大儿子的搀扶下走出法庭的。可是，现在怎么又起诉起老二了呢？他们的家庭是不是又产生了新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三天后的早上，我和书记员小刘来到村里，通过调查，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原来，老二有天晚上喝酒后到老大家闹事，吴老汉认为老二到老大家闹事，是没把他这当爹的放到眼里，在老大追打醉酒的老二时，老汉怂恿老大使劲打，最终老大把老二打成了轻微伤，当地派出所介入后，由于老二不肯让步，老大因此被治安拘留，还要赔偿老二的医疗费等经济损失。老汉到法庭起诉老二，其实是为了迫使老二放弃向老大索要经济损失赔偿。在那座破破烂烂的房子里，我们见到了头上包着纱布的老二，他愤然又委屈地向我们诉说着老大用棍子追打他的经过，和他老父亲表现出来的无情。老二也很清楚他父亲告他的目的是什么，但他明确表示他是不会放弃的。

掌握了这些情况后，我们来到吴老汉居住的窑洞里，吴老汉急切地说：“你可来了啊闺女。你都知道了吧？其实只要老二不告老大，我就不告老二，求你们一定和他好好说一说。”明知已经超出了这个案子本身的诉请范围，我还是耐心地和吴老汉谈了起来，我婉转地告诉他，作为老人，不能给子女之间加深矛盾，而是要处理好子女之间的关系；我问起老二这几年和他们老两口共同生活的情况，建议他抽时间去看看老二被打的伤好了没有……

过了几天，吴老汉再次来到法庭，说是两个孩子已经和解，他也要撤回起诉。得知他们的家庭关系得以修复，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我们办案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结案，而是为了化解矛盾纠纷。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关系，看似简单，实则对整个社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民事法官，办理了一起小的不能再小的家庭纠纷案件，却维护了一个家庭的圆满，那种无法言说的成就感至今难以忘怀。

虽然我从2005年起就离开了审判岗位，从事单位的法制宣传工作，但在搜集典型案例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现好多法官在办理民事、刑事、执行案件中，一直在追求着案结事了，在案件之外做着大量化解矛盾甚至化解当事人心结的工作。也许，有人会问，现在法院案件那么多，法官任务那么繁重，“五加二”“白加黑”已经快成了常态，法官们还会有那样的耐心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比如，2017年9月份，我们干警自编自导自演的法治微电影《法外情深》，素材就来源于执行法官办理的一起执行案件，其办理过程与吴老汉告儿的故事如出一辙：被执行人谢某因债务和婚姻问题与自己的父母反目成仇，父母将谢某告到法院，法院判决谢某还款。案件进入执行阶段以后，经执行法官做思想工作，谢某将执行款送到法院，案子至此已经执结。执行法官考虑到如果就此结案，这家人的亲情很可能从此彻底断裂。所以，又不辞辛苦，把谢某带到父亲的病床前，最终促使这一家人冰释前嫌，和好如初。

像这样的故事，在法院还有很多，像这样的故事，真的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