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两会”上作了的工作报告，报告提到了两件民事案子——“医生电梯内劝阻吸烟案”和“朱振彪追赶交通肇事逃逸者案”。3月10日，周强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表示，“医生电梯内劝阻吸烟案”判决得很好，对吸烟的老人家去世感到悲伤，不过，医生在电梯内劝阻吸烟是一个正确合法的行为，一个小的判决大大推动了社会风气，让见义勇为者敢为，让符合法律的行为受到鼓励。

    相比较最高法院报告中提到的大案要案，“医生电梯内劝阻吸烟案”、“朱振彪追赶交通肇事逃逸者案”均属于诉争标的不大的民事纠纷。但这些“小案”也体现出司法机关面对万众瞩目、纠葛复杂、关乎社会风气善恶的案件时的定力与担当，并以司法裁判引导行为规范，重塑社会规则，弘扬向善力量。

    任何人在生活、工作等社会活动中，难免要碰到有人不遵守规则甚至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对此，有人可能明哲保身、漠视不管、听之任之；有人则仗义执言，敢于及时出面劝阻或制止不法行为。而后者才是正能量，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关键所在。因而，绝大多数国家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法律层面，均鼓励人们见义勇为、仗义执言。民法总则也规定，因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超过必要限度造成损害的，承担必要的民事责任。

    纵观这两个案件，电梯等公共场所早已禁止吸烟，这为很多烟民明知，肇事逃逸则是既违法又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那么，劝阻吸烟，追赶逃逸者，显然是每一个公民维护公共利益的权利和道德义务。是人们可行使的正当权利，而非侵犯他人权益。

    “电梯内劝阻吸烟案”中，劝阻者不可能预见到老人会死亡，更没有采取过激手段。“朱振彪追赶交通肇事逃逸者案”中，追赶者不过是正义感使然下的见义勇为，很难预见到逃逸者会进入铁路轨道。表面上看，劝阻吸烟和追赶逃逸者行为在先，他人死亡在后，但从间上的先后关系上看，死亡的后果与劝阻行为、追赶行为之间并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现实中，劝阻他人插队、劝阻他人闯红灯，喝止小偷小摸，制止违法犯罪等等类似仗义执言的行为非常多，如果发生死亡结果，便给仗义执言或见义勇为者“摊上”一点责任，将产生极坏的负面导向，让人们面对身边的不良现象时沉默不语。长此以往，会让正直的人畏畏缩缩，没有底气，让社会风气愈加败坏，形成人人自危的无序、丛林局面。

    从这方面讲，最高法院报告中提到的两个“小案”的影响力一点都不小。要知道，司法裁判不仅调整案件当事人的利益，更承担着社会效果和价值导向的功能，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新的规范、新的是非对错标准。每个社会成员都可能以相关司法裁判为标尺来衡量、评估、预判行为风险和利益得失。即司法裁判不仅限于案件本身，还意味着司法机关决定要确立什么样的是非观，社会成员将遵循什么样的是非观。

    可以说，这两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案”，及时回应了民众的焦虑，终结了观望心态，纠正了之前司法实践中“和稀泥”，“谁惨谁有理”的不当做法。这代表了司法机关审判理念的升级，即面对关乎人心善恶、风气好坏的纠纷时，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地发挥司法裁判定分止争、引导风气的作用。进而守住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宣扬、传导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给善良者以力量，给勇敢者以保障，持续强化“正能胜邪，邪不压正”的社会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