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标志是什么？是满腹经纶、温文尔雅？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惊才绝艳、“羽扇纶巾，谈笑间，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雅量高致？萧瀚《法槌十七声》一书中引用了法国哲学家雷威关于知识分子的学说，笔者深以为然，即构成知识分子的要素有三个：第一，类似于左拉为德雷福斯平反公开发表《我控诉！》抨击军方的正义之举；第二，一个不可胜数的数目；第三，拥有某种明确而相对稳定的价值观——正义和真理。

    正如某位西方先哲说过的，智慧是需要勇气的，而聪明并不需要勇气，有时聪明甚至是怯懦的表现。以职业或学历判断一个人是否知识分子是不科学的，并非所有名校出身、学识渊博的人都配得上知识分子的称谓。纵观历史，多少读书人把满腹经纶用在了歌功颂德、为虎作伥上，秦有精通律法的赵高指鹿为马、肆虐妄为，宋有状元出身的秦桧贬逐良臣、通敌叛国，民国有一表人才的汪精卫奴颜婢膝、公开乞降，他们的存在固然不是政权更迭的根本原因，但都不同程度地加速了反动政府的垮台。《法槌十七声》一书中提到19世纪90年代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当时军队排犹情绪强烈，情报处仅因德雷福斯是犹太人，就以笔迹相似认定他是罪犯，军事法庭秘密判处无期徒刑。为营救德雷福斯，饶勒斯、克雷梦梭、左拉等正义之士，毅然挺身而出，反抗军方侵犯人权、亵渎法律的恶举。经过12年的马拉松式斗争，最高法院判决德雷福斯无罪，授予荣誉勋章并恢复军职，正义最终战胜邪恶。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左拉们克服面对强势军权的心理恐惧，站出来“发声”，用实际行动号召人们捍卫良知、追求正义，表现出令人敬佩的高尚人格和浩然正气，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法国军权复辟、教权复辟的背景下，对激发、汇聚自由民主力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以为，知识分子群体的行为必然会影响社会的发展进程，倘若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能够做到不趋炎附势、不谄媚潮流、不哗众取宠、不唯利是图，仅凭良知发声，那么这个国家就会保有正义、保有对抗邪恶的力量和希望。

    中国一直有“文死谏、武死战”的传统，古代文人通常把气节看得比生命还重，孟子说过“舍生而取义”，笔者理解他们所追求的“义”就是正义，具体表现为国泰民安，古代知识分子的这种担当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报纸上“发声”，也多是解剖世相、抨击时弊，其目的是在于启迪民智、传播真理。而当代中国的某些所谓“公知”为博取眼球、吸引受众，不惜编造谎言、造谣生事，引发民众恐慌、攫取非法利益。更有甚者，在时政面前义愤填膺、热点面前指手画脚、民众面前煽风点火，看起来忧国忧民，实则胡言乱语、哗众取宠。他们不讲是非，只讲立场，不等事实调查清楚，就急于发表意见，或是鼓吹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把所有问题归结于体制问题，或是预言事态的发展必然为权势所左右，激发民众的仇官仇富心理，或是干脆搞“舆论审判”，干预司法公正……这些人并不算是知识分子，他们的行为连遵纪守法都谈不上，更不要说追求正义了。如果他们能够尊重事实、敬畏法律，凭“良知”发声，那么民众对热点的反应一定比现在冷静得多，对事件的反思也会更加客观理性、更加有益于社会的发展进步。

    阅读《法槌十七声》之前，笔者一直将法官视为知识分子，因为法官群体的知识水平、思辨能力客观上超过社会平均水平，是具有独立人格和较高智慧的精英群体。但是正如书中提到的军事法庭在德雷福斯有罪证据不充分时，作出有罪判决，显然不是司法应作出的正确反应。面对所谓的军方利益，法官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违背了知识分子的准则。今天我们法官审理案件，仍然会受到来自领导的干预或是群体、舆论的影响，此时必须要保持思想的独立性和判断力，不唯上、不唯利、不唯名、只唯实，对受审者负责，对所有公民负责，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守得住“文人的操守”，才能当得起“知识分子”的称谓。且八小时之外、脱下法袍的法官，每一次公开“发声”都要符合理性有良知的法律精神，因为法官职业的专业性已经为法官群体打上了鲜明的身份印记，法官的言论应当是客观公正、符合逻辑的，这是社会大众对法官职业的模糊认识和期待，既如此，法官就不能像群体中无意识的个人一样，深受某种非理性的情绪氛围影响，失去自我，甚至摇旗呐喊，为集体的狂热推波助澜。法官必须要始终秉持理性、有良知的法律精神，既能立场鲜明、洁身自好，又能抵御群体行为的无意识，始终保有知识分子的担当和气节，始终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