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层派出法庭呆了18年，办理了几千起的案件，大多数案件已无法仅凭脑力记得，但总有那么一些案件，虽尘封已久，但仍在我闲情独处时浮现眼前。细细品味，这些无法忘却的案件，办案时付出的不仅仅是辛苦和劳累，还包含着法官的良知和良心。

    那是一起普通的离婚案件。夫妻俩都是30岁不到的年轻人，有一个3岁多的小男孩，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过日子是没什么问题的，但偏偏男人被车撞了，花光了所有积蓄后还落下二级残疾，肇事司机逃逸，案件一直未破，女人成了离婚诉讼的原告。案件的发展很俗套，男人的父亲作为代理人与做原告的儿媳妇在法庭上唇枪舌战、相互指责，全都超出了底线。20岁出头，尚未结婚，一直在北京打工的被告弟弟听到了什么风声，认为哥哥以及父亲受了欺负，专门从北京请假返回助阵。

    小年轻到法庭的那天，正赶上双方因共同财产的多少及有无吵完架，法庭安排到男方家里做财产勘验。法庭办案用的面包车下乡尚未返回，我们都在法庭大门口站着等车时，小年轻说话了：“不用等了，我去找个三轮车来，咱一块去。”无论是办案规定，还是安全性，我都不可能让他去找个三轮车，于是，我说：“稍等一会，已联系过了，法庭的车几分钟就回来了。”但我怎么也想不到，他突然冒出一句讥讽的话：咋？还想坐奔驰600来！我的办案经验告诉我，遇见刺头了，并且，这刺头可能被灌输了不客观的信息而对法庭有成见。

    果然，又一次调解时，小年轻跟我较上了劲。他知道我是庭长，径直到了我的办公室，直接质问我收了原告多少“礼”，他直视我的眼神，就跟我确实收礼了一样。我控制自己的情绪，耐心向他解释，但我知道我的解释没奏效。果不其然，中午去乡政府食堂吃饭，刚走出法庭，他骑一辆摩托车拦住去路：“收多少礼，你自己清楚，啥时候，一刀戳了你。”说完，不容我辩驳，猛加油门，扬长而去。

    他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会这样？说实话，自小在农村的生活经历帮了我，使我更能站在他的角度，理解他心中的无奈、焦虑和愤怒。从他的身上，我多多少少能看到当初我自己未走出农门时的影子。一个普通的农村孩子，自小便遭受了生活的种种逼仄，到北京打工，相信还要经历太多的不公平，承受太多的委屈，我相信，他的心始终是愤慨的，他虽对大城市给予他的不公平感到愤慨，但他对局面的改观又无能为力。他可能仅仅知道奔驰600，便想以奔驰600来说明他是一个城市人，或是赖以表明他是见过世面的，要别人不要小瞧他，不要欺负他。他无端攻击我，恐吓我，说明他先入为主的不相信司法会公正，特别是不相信生他养她的小乡村的司法会公正。一句话，他对我有敌意，并不是我个人怎么他了，只不过是因为我是法官，并且是办理他高度残疾的哥哥的离婚案的法官。

    我必须反击，不能让他随心所欲。但我知道，不能正面去碰撞他，要讲求策略。对他，不能靠嘴说，而是要靠身体做，唯有我做好了，才能改变他。接下来，我冷落了他，把他晾在了一边，有事情商量只跟他父亲谈，很和气，很注意说话的分寸和尺度，但就是不理他。我对他保持着刻意的冷淡和警惕，同时我却对他的父亲保持着温度。经过大量的说服工作，法庭终于说服原告放弃对财产部分的分割，并同意每年不低于两次带孩子到被告处，以方便被告及家人探望。协议签字后，原被告双方说话的神态和语气也均缓和了下来。我不失时机地又对双方进行了提醒和警告：谁也不为，就为了孩子，也不应将双方关系搞僵。在场的多名当事人亲属均点头称道，并口头表示感谢后，离开了法庭。唯独那个小年轻，没说好，也没说坏，一言不发，也走了。

    协议签字两天后，我在办公室，他推门进来了，直接走到我面前：哥，我要回北京了，但走之前，不跟你见个面，我心里不安生，今天来，我跟你道个歉。说完，又像模像样地给我鞠了个躬。说实话，当时我很高兴，不是因他感谢的话，而是因他的改变、他的成长，我始终认为，他是不成熟的、一定程度上还很青涩。我还认为，我所工作的这片乡土上，还有很多乡亲如他那样，他们需要这样、那样的指导、教化、鼓励和帮助，我作为工作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名受过专门教育的人民法官，若能以我的学识、见解为乡亲做一些法律上的引导，从而成为对他们有用的人，我是高兴的，也是愿意为此去付出的。

    我是一个老“法庭”了，扪心自问，工作中对案件的处理确实是尽了心、尽了责的。但我深知，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国的法治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记录这些工作上的点滴，希望那些对我们的审判工作除了指责还是指责的人们，能有一点心理上的改观。作为法官，若能以自己的学识、教养和专业，给当事人一些法律的温暖和法律人的温情，我愿意就这样累着，快乐着，坚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