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一上班，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内勤去领新的案件。5月19日的周一也是如此。“昌老师，这次又给咱分了不少案件呢。”我所说的昌老师，其实是一位从业十余年的法官，现任郑州市中原区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副庭长。我从2012年进院开始，就跟着她当书记员。两年的时间，我跟昌老师不仅学到了法律程序，还学到了很多办案经验。这一次，我按照她教给我的经验，第一时间翻看案件材料，做到心中有数。看完8起新收案件的材料，其中一份确认房屋赠与协议法律效力的起诉状引起了我的注意。

    起诉书写的很清楚，房主马某和刘某自愿将63.24平米的房产赠与大儿子刘某，卷宗材料里面还有一张房屋赠与协议的复印件。“我看这个案件很容易啊，只要向双方当时人核实情况很快就能结案。”

    昌法官笑了笑没接我的话，只是让我明天联系刘某，了解一下案件的具体情况，然后再做下一步的打算。

    第一通电话

    第二天，我按照起诉状上的电话打给刘某，电话响起很久刘某才接。

    我向刘某表明身份，让他这两天抽空过来一趟，并请他父母也来一趟法院，核实一下情况，如果事实清楚整个案件很快就能结案。

    可是没想到，刘某却推诿说自己的母亲来不了。“起诉书上不是写的很清楚吗？我也提交了房子的赠与协议，你们还想问啥？我母亲身体不好，去不了法院。”

    “材料写的是很清楚，但法官必须向双方当事人核实情况，这是司法程序。”我耐心地向他解释核实信息是法官的职责所在，并向他转述了昌法官的意思，“如果母亲确实来不了，法官可以上门核实案件情况。”

    这时他又说虽然母亲来不了，但可以先让他父亲过来。“要不我先让我父亲过来，你们先向他核实情况？”

    “也行，什么时候？”我向他询问具体时间。

    “就这两天，就这两天，我抽空和我父亲过去。”说完，刘某就挂断了电话。

    我突然觉得这件案子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第二通电话

    5月23日，眼看时间已经过了快一个星期，刘某却始终没有来法院。于是，昌法官一大早又给刘某打了个电话，问他到底什么时候能来。

    一听是法官，刘某显得有些不耐烦。 “昌法官，我跟您说了，我母亲身体不好，出不了门，怎么去法院？”

    “我之前跟你说过的，你母亲身体不好，我们可以上门到你家向你母亲核实情况，这都没有问题。”

    “我说了很多遍了，我父母自愿把房子赠与我，协议上清清楚楚写着呢，还需要核实什么？”

    “这是法律规定的，我必须当面向你父母核实，确认协议究竟是不是他们的真实意愿。”

    “怎么不是真实意愿？协议上我父母都按了手印的！我母亲不在家，她回老家养病去了，你们抓紧时间一判不就行了。”刘某有些着急了，突然又说她母亲回老家去了。

    听到他这样说，昌法官愣了一下，忙说“你老家在哪？如果她来不了，我们可以去一趟，向你父母核实清楚了，案件才能往下走程序。”

    见昌法官坚持要走一趟，刘某语气软了下来，他表示自己先给老家打个电话，联系好了再通知我们什么时候去他老家。之后，就匆忙挂断了电话。

    第三通电话

    5月26日，昌法官见刘某还是没有动静，决定再给他打个电话。

    “刘某，你老家联系的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去？”昌法官告诉他，地方远也没关系，只要跑一趟能解决问题就行。可是刘某又说不行了，他突然告诉昌法官自己的母亲患有精神病。

    “我母亲患有精神病，这是她之前签的协议，就算你们现在去了她脑子也不清楚，你们问不出来的。”

    “那这可不行，如果真的是患有精神病，那她签订的协议不一定具有法律效力，需要首先确定她的精神状态，确定她的行为能力。”

    听到昌法官这样说，电话那头儿的刘某许久都没说话，最后只说了一句“那再说吧。”就把电话挂了。

    我站在旁边诧异的不得了，我问昌老师，“这个协议有可能是假的吧，要不他怎么不敢让咱找他母亲确认呢？”

    昌法官没有接我的话，而是笑了笑，说：“你看吧，他过两天该来撤诉了。”

    第二天一早，刘某的代理律师就过来了，要求撤诉并提交了撤诉申请。

    事后，昌法官告诉我，她当法官办案这么多年遇到的什么稀奇的事情都有，这都不算什么，有些人为了利益提供虚假证据，有的亲人、朋友尔虞我诈、反目成仇，而这时，法官要做的就是要擦亮眼睛，依照法律公平公正的去办案，这样才能担起法官心中的天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