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被告人丁某某与被害人刘某某同为平舆县某小学教师，自2021年起二人关系密切。2024年下半年，因两人不正当男女关系被丁某某的妻子知晓，而引发矛盾，后双方表示终止此特殊关系。2025年3月以来，两人又联系、接触。因刘某某之前已离异，此期间有人为刘某某介绍对象，刘某某曾明确表明不再与丁某某保持原情人关系，但丁某某通过各种方式欲继续保持原有关系，并要求两人在规定时间见面（指发生性关系）。丁某某在得知他人为刘某某介绍对象时，便利用和刘某某有不正当男女关系的事实向刘某某及刘某某的嫂子等人进行言语威胁，并采用发送威胁信息、殴打刘某某、摔手机、曝光隐私相威胁等方式，多次胁迫刘某某与其保持情人关系，由此给刘某某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进而使其产生心理恐惧。刘某某曾多次向其同事、亲友诉说丁某某向其所实施的精神强制及其他形式的威胁，倾诉其无奈和痛苦。2025年4月15日12时许，在某小学西北方向一条水泥路上，丁某某对刘某某实施殴打及言语威胁，并将刘某某手机摔碎，之后胁迫刘某某跟随其到平舆县某郊外的路上，在其驾驶的小汽车后排座上与刘某某发生了性关系；4月17日，丁某某又约刘某某到某小学校内丁某某宿舍，与刘某某发生了性关系。之后刘某某报警。

分歧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行为人以精神强制为手段，迫使被害人与之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软暴力”，成立强奸罪。一种观点认为：被告人违背妇女意志，使用精神强制的胁迫手段，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以致不敢反抗，从而达到“无障碍”地发生性关系的目的，成立强奸罪。另一种观点认为：被害人在被强制发生性关系时，没有激烈反抗，且与被告人长期保持性关系，属于情感纠纷中的“纠缠”“威胁”，是在感情破裂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不应认定为强奸罪。

评析

长期以来，司法实践对强奸罪的认定偏重于物理暴力的直观判断，而对以精神压制、恐惧支配为核心的“软暴力”关注不足。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规定，“软暴力”是通过心理强制实现违法目的的手段，属于刑法中“威胁”“恐吓”的范畴，将滋扰、纠缠、揭发隐私、利用优势地位等足以使人产生恐惧、形成心理强制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视野。2023年《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规定，对已满14周岁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优势地位或孤立无援境地迫使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定罪处罚，为“软暴力”的司法认定提供了明确依据。“软暴力”不直接作用于身体，却能通过精神压迫剥夺被害人的性自主决定权，其法益侵害性与物理暴力胁迫具有等价性。然而，由于“软暴力”具有隐蔽性、非接触性、主观性强等特征，实践中在规范属性、程度判断、证据审查等方面存在诸多争议。本文通过强奸罪中“软暴力”的内涵界定与规范边界以及“软暴力”“不敢反抗”的程度认定标准两方面分析，以期对强奸罪中“软暴力”的认定提供实务借鉴。

一、强奸罪中“软暴力”的内涵界定与规范边界

强奸罪的“软暴力”是涵盖一切以恶害相通告、使被害人产生恐惧的精神强制手段。强奸罪的保护法益是妇女的性自主权，判断是否构成犯罪的核心是是否违背妇女意志，而非手段是否具有物理暴力性。“软暴力”虽无物理伤害，却能通过精神压迫剥夺被害人的性自主决定权，与物理暴力具有同质性与相当性，均能实现“强行奸淫”的犯罪目的。“软暴力”的核心是“心理强制﹢恶害通告”，与物理暴力胁迫的本质一致。二者仅手段形式不同，物理暴力以直接暴力、凶器威胁为手段，侧重于“不能反抗”；而“软暴力”则以精神压制为手段，侧重于“不敢反抗”。其与“其他手段”的区分主要从主观上而言，“其他手段”是指麻醉、灌酒、假冒丈夫等使被害人“不知反抗”的手段；“软暴力”是指使被害人“明知反抗却不敢反抗”。

本案中，即使在性行为中未表现出激烈的反抗，也不影响“违背意志”的认定，因为胁迫本身已经压制了其真实意愿。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及司法解释，胁迫包括以揭发隐私、加害亲属等相威胁，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从而不敢反抗的行为；被告人为继续保持与被害人的情人关系、进而可以“无障碍”地与其发生性关系，对被害人实施了持续性的人身威胁及精神强制。可以断定，当时二人发生性行为系违背了被害人刘某某的意志，这种精神上的强制才使得性行为得以发生，因此应认定为“软暴力”。

二、“软暴力”“不敢反抗”的程度认定标准

“软暴力”的“不敢反抗”程度，不以物理反抗为必要，而以被害人基于真实恐惧丧失性自主选择权为核心，要坚持个性化判断与综合审查。司法实践中，应从五大维度综合判断“软暴力”是否达到“不敢反抗”的程度。

1.被害人个体特征：是否是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者，以及年龄、性别、社会经验等。2.胁迫内容：是否涉及隐私、名誉、威胁近亲属、财产等核心利益。3.胁迫强度：是否持续胁迫、多次威胁，是否具有现实可实现性（如已掌握裸照、实际控制通讯工具等）。4.环境情境：是否处于封闭、孤立、无救助可能的环境（如地下室、野外、偏僻场所等）。5.被害人行为反应：是否事后及时报警、告知他人，是否存在被迫服从的客观表现。

本案中，被告人与被害人原系情人关系，事情败露后，被害人刘某某明确提出与丁某某分手并欲与他人相亲，表明其已经明确向对方表达终止情人关系的意愿。之后，丁某某以公开其情人关系、性爱视频、裸照等相威胁，从而给刘某某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痛苦，这种精神强制，使得被害人屈从于被告人的要求，才使行为人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得逞。丁某某以先前的殴打、威胁等手法，迫使被害人“就范”，属于典型的精神强制手段，足以使被害人陷入“不敢反抗”的境地。并且被告人丁某某的威胁内容系直接针对被害人的名誉和社会评价以及被害人家属。丁某某以各种方式对刘某某及其家人施加心理压力，属于严重影响其正常生活的重大恶害，符合胁迫的本质特征。由于丁某某的百般纠缠，使刘某某产生恐惧，因而丁某某的威胁与被害人的性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被害人为避免隐私泄露的严重后果，被迫同意与被告人发生性关系，其行为是胁迫下的无奈选择，而非自愿。这种心理强制与暴力手段具有同等危害性。即使双方曾为情人关系，也不能推定一方有继续发生性关系的意愿。同时，以曝光他人隐私、毁损他人名誉等相威胁，实质是滥用先前关系实施精神控制，这种行为与陌生人之间的威胁具有同等违法性。以此种手段威胁他人从而最终达到其与被害人发生性行为的目的，严重侵害他人人身权利，造成一定的危害后果，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已构成犯罪，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