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来法院的时候，我去了派出法庭。离县城半个多小时的车程，车窗外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村庄。报到那天，庭长接了我，把我领到二楼西边的一间办公室里。窗台上有一盆绿萝，蔫蔫地垂着叶子，像是许久没人管。 

第二天早上要开庭，我换好制服后才发现胸口佩戴法徽的位置还空着。按规定，法徽是到院政治部统一申领的，我刚来，手续还没走完。我站在走廊里有些手足无措。庭长从办公室出来，见我站在那儿，又看了看我的胸口，转身回到办公室。我听见抽屉拉开又合上的声音。她走出来，手里攥着一枚法徽，递到我面前。

“先戴着吧。”她说。

那枚法徽很旧，金色的底漆已经褪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铜色，麦穗的纹路几乎被磨平。

“这是我以前用的。”她说，“后来的都是新发的，就这个一直留着。” 

我接过来别在左胸。它贴住制服的那一刻，我想，这枚法徽在多少人的胸口别过？它见过多少当事人，听过多少判决书被当庭读完，多少双眼睛在它面前垂下又抬起。

后来每次开庭我都戴着它，去村里送达文书也戴着。我顶着日头穿过麦田，汗水从额角淌下来，滴在法徽上，又滑到制服上。有一回在田间地头调解，两户人家吵得不可开交，我站在中间，能感觉到胸口的法徽被太阳晒得发烫。

后来我被调回院里，来到刑事审判庭。新的法徽发下来了，金色的漆面亮得晃眼，麦穗的每一道纹理都清晰可见。我把它别在制服上，站在镜子前看了一会儿。那一瞬间我觉得胸口有点儿空，可能是新的太轻，也许是旧的太重。回到办公室，我把那枚旧法徽托在手心，又觉得它比新法徽轻一些——也许是磨掉的那些漆和铜，也许是那些被戴走的日子，也许是听过的庭审、晒过的太阳。 

我把它收进抽屉最里面，跟当年庭长放的是一样的位置。

戴上新法徽第一天，我去开庭。法槌落下的时候，我下意识低头看了法徽一眼——金色的、崭新的。它还没有见证过什么，而抽屉里那枚旧的，见过当事人粗糙的手指在调解书上按下的红印，见过庭长青涩的样子，也见过我第一天站在走廊里手足无措的样子。

我不知道它会等多久。也许等某一天，新来的同事还没领法徽，我会像当年的庭长一样打开抽屉，把它拿出来，递过去。到那时候，这枚法徽上又会多一个人的体温。它不会被扔掉，不会被换掉，它只是从一个人的胸口到另一个人的胸口，从一场庭审到另一场庭审。它像麦田里的麦子，一茬一茬地长，一茬一茬地收，根还在那里。

下班了，我走出法院大门，忽然想起在派出法庭的那些日子，想起麦田尽头的落日。那枚旧法徽躺在我的抽屉里，它一定还有温度——不是被太阳晒的，而是被那些没有说完的话、那些没有被遗忘的日子焐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