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化名）的床边有300多个空瓶子，整整齐齐，摞得小山一样。床下还藏了200多个，连瓶盖都一模一样。这些塑料饮料瓶，是他结婚5年来最珍爱的家当。

“一个瓶子，给他一辆电动车也不换。”9月5日12时30分，新新的父亲推开他的卧室门，向记者介绍儿子的病情，没说两句，便泣不成声，“你们看看，这……这就是俺孩。”

新新今年32岁，5年前与另一个村也患有智力残疾的玲玲（化名）登记结婚。但之后，这对夫妻难以生育子女。本来，新新的父母费尽心力为他娶媳妇，是想让他有个后代，等将来自己老了，他的孩子也能照看他。却不料这再寻常不过的愿望，竟难以实现。4年多来，他们数次向女方家提出离婚，均未果。

这样的特殊群体，民法典上并无禁止结婚的规定。襄城县法院城关（女子）法庭庭长万方芳告诉记者，双方没有感情基础，婚后也未建立起感情，这个案件判离容易。“但你总得考虑两个人离婚后的生活。尤其是玲玲，家庭关系破裂，谁来照管她今后的生活？”

这是个简单的案件，却是个难以判决的棘手案件。

9月5日上午，中雨。万方芳叫上庭里调解能力强的两个书记员赵任、杨洋，到双方家里和村委会实地调查。

女方家在禹州市张得镇潭口村，车程一个多小时。车窗外，雨水中的庄稼翠绿而挺拔。

在村室，玲玲的监护人——其父老李，再次向法官提出了上周在法庭上提过的条件：想离，可以，得拿些补偿。万方芳问他要多少，他想了想，伸出3个手指头。

但在被问及3万元的依据时，老李总是绕来绕去，避而不谈。万方芳和两名书记员按捺着情绪，向他释法说理，澄清争议焦点。几轮交锋下来，老李以手托腮，陷入了沉思。

万方芳知道，老李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因此事触痛了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女儿的未来谁来管。正如他自己刚才所说，“俺闺女再憨，那也是父母的心头肉”。

此事要想真正解开，非得给玲玲找个靠谱的出路不可。那么，谁来给她兜底呢？

沉默的对峙中，万方芳飞快地思索着答案。

其实，这已不是一个法官、一个法庭应该负责的了。但是，这就是女子法庭要负责的事：基层矛盾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一纸判决之后会带来更大的风险隐患。基层稳定、基层高效能治理便无从谈起。

想到这，万方芳起身，招呼现场参与调解的村干部李军顺出门密谈。法庭和村委干部无缝对接，对玲玲回家后的生活进行了初步协商：老李接回女儿后，由村委会协助玲玲申请低保，以解除老李的后顾之忧。

最后，老李只要了1万元补偿，就同意玲玲离婚。

时雨初歇，万方芳和同事马不停蹄赶往男方家，15公里外的襄城县王洛镇岗曹村。

新新的父亲患有慢性肺病，是村里有名的困难户。当听说亲家开出1万元的离婚条件后，开始缓缓倾诉自己的委屈。万方芳静静地坐在他面前，看着他，点着头。说到动情处，新新的父母不禁落泪哽咽。万方芳一声声“叔、婶”，邻家女儿般轻声宽慰着二人。

“你们从早上忙到现在，没有吃饭，我清楚。你们是正经给我们办事。”下午1点多时，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新新的父母最终接受了老李的条件。

9月9日上午，小雨依旧，两家履约的地点设在了襄城县法院王洛法庭。

万方芳专程赶来，新新的父亲把借来的1万元现金从塑料袋里取出，老李清点后，给曹父出具了收条。双方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小雨中，玲玲的个人物品已搬到了父亲那辆带车棚的三轮车上，万方芳小心翼翼地把玲玲搀上了车。

新新和玲玲的婚事就此画上句号。但几名法庭人员仍然讨论着：

“司法程序不是万能的，通过基层组织的力量持续介入，能有效填补‘法律程序结束后——社会支持到位前’的治理空白。”

“嗯，是的。残障人士生活不易，他们离婚的特殊性，决定了仅靠司法程序和家庭力量无法解决所有问题。”

“咱基层法庭多做些吧，往大处说，是融入基层高效能治理，体现贴近群众、响应迅速、精准高效的要求；往小处说，也是良心活，行善积德吧……”

车穿行在乡间小路上，两旁的庄稼，新绿如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