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娘1924年生人，属鼠的，习惯性的说法已是98个生99岁了。身体尚好。除2009年因心脏不适住过一次医院后，至今未再住过。一段时间血压偏高，服一个时期的药后得到了控制。现在什么药都没吃，查体时各项指标均为正常。平常很少感冒，一次发现眼有白内障，医生说等成熟以后再动手术，她坚持滴眼药水，现在白内障也不见了。

尽管如此，老娘自理能力却日渐下降。去年还能自己推着手推车去300米以外的大街上和几个老太太聊天，今年有一次却被好心的保安送回了家。此后，就有我用轮椅送她出去与人聊天。吃饭虽然自己能吃，但吃饭时要戴个衣包，不然一顿饭下来，身上一塌糊涂。原来掉在地上的饭能喂一只小鸡，现在能喂一群小鸡。有时解手也要人帮忙。在外与人聊天，提起往事，记忆犹新；家长理短，头头是道。人皆曰：老太太“清亮”。然而，老娘回到家里却像个玩童，任性得不讲道理，有时候还来点把钱到处乱藏随时叫你去找诸如此类的让人啼笑皆非的小“恶作剧”。老娘，真的老啦！

 遥想老娘当年，也曾英姿飒爽，巾帼不让须眉。在生产队任妇女队长时带领全队女社员顶烈日冒严寒，为大家能过上好日子，土里刨食。老娘敢说敢讲，爱憎分明，一些干活偷奸耍滑者都畏惧她。她对家里人要求更严，几近苛刻。文革时期，12岁时我上小学7年级。因学校停课闹革命，回村参加每天挣三分半的生产劳动。记得那年暑天一次我因年纪小随女社员一起翻红薯秧。烈日当空酷暑难耐，挥汗如雨，时值中午我又热又累又渴，几次劝老娘休息一下，她都装着没听见，后来我索性坐在地上不干了。她见状冲我吼道：人家都不怕热，就你怕热。你恁大点就嫌冷怕日头，受不了一点苦，长大了你能干啥。上午的活干不完，下午活还咋干。我现在想，如果当时有哪位作家去我们村体验生活，老娘可能也像李双双一样被拍成电影。

 在家里，老娘更是顶梁柱。老爹性格温顺，人缘极好，但是个东说东淌西说西流的人，大主意都是由老娘拿。大跃进时期，一大二公，东西充公，全村近千人一个公共大食堂，饭不饱腹。老爹胆小，老娘总能在一进屋熟视无暏的脚下，用小缸藏一些粮食，贴䃼家用。我家就在大队仓库旁边，为了不让我们饿肚子，近水楼台，有时老娘，也和几个邻居一起去“偷”些花生、棉籽之类的东西，再掺些隔年的坏红薯晒成的干、榆树皮，用兑舀捣成面，做成饼以充肌肠。哪时虽然生活艰难，有老娘在我们都挺了过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尽管国家想尽办法从四面八方调来救济粮，救济食品，一碗端几省。但温饱问题仍未解决。老娘通宵达旦纺花织布，实在困了就哼小曲。哼得最多的是著名豫剧《花木兰》中“刘大哥讲话理太偏”那段脍炙人口的名曲。唱段中，白天来耕地，夜晚来纺棉，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可以说，这是对老娘那时的真实写照。织好布老娘和二大爷家我堂哥一起，迈着因封建制度造成的小脚拉着架车，到一百公里以外的周口地区的芝麻洼一带去換薯干。这才使我们兄弟三人活了下来。

老娘慈悲，乐善好施。周围邻居去借东西，只要我们家有的从不拒绝。该做饭时，邻居端盆拿瓢借面是常有的事，而且从来不问还不还。老娘常说人往远处看，鸟往高处飞，邻里百舍都不容易，过日子比树叶都稠，谁家能没个啥事。只要有咱们吃的，就不让他们饿着。人不能太短浅。1969年春，县里教育部门五、六个“走资派”和“白专分子”下到我们村接受改造。因为我们家是下中农，教育局长夫妇被安排在我们家。一天夜里局长夫人肚疼要生产，老娘迅速把我村负责接生的我家堂嫂叫来。因去医院已经来不及了，老娘说人命关天，就在家里生。要知道在农村外人在自己家生孩子是大忌讳，没有慈悲心是很难做到的。事后他们返城还专门请老娘和堂嫂去他们家做客。

时光荏苒，春花秋月。慢慢地，我和两个哥哥相继长大，各自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在帮两个哥哥带大6个孩子后，从1982年我有了第一个孩子，老娘就从农村老家来到县城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先后帮我们把俩个孩子带大。现在我已有了孙子孙女，我们家已是四世同堂，要算上我哥家的人，已是五世同堂了。一家人其乐融融。子孙们经常到老娘跟前问长问短，我退休后赋闲在家，有幸专职伺奉老娘。孝敬老人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个“孝”字，上有老人呵护着子女，下有子女奉养着老人，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孝敬老人，天经地义，时不我待。我们不能做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事。想想小时候父母是怎样呕心沥血抚养我们的，在孝敬父母方面我们怎样做，都不能报大恩于万一。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愿老娘在现今这个新时代里，寿比南山，福如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