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种观点认为：法官行使审判权时，在他的脑子里只应有法律，不能有其他任何可能影响其凭良知、依法律作出判断的外来意志。否则，就难以成为一个合格的法官。

    这种观点看似有道理，其实值得商榷。当前，基层群众普遍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倾向于以朴素的道德感和正义感评判法律问题。特别是占了基层法院受理案件相当部分的家事纠纷，当事人往往文化水平较低，受本地风俗习惯的影响较深，认死理多。如果法官一味根据法律作出“非此即彼”的裁判，无疑会和群众的感性思维模式造成冲突，当事人难免会对法官的正义性产生疑虑。司法的根本宗旨在于为民，群众不能接受的司法，必然不是我们追求的法治。

    我刚审理的一起追索赡养费案件，就很能说明问题。农妇王秀荣现年87岁，老伴已去世多年，有7个儿子。她患严重老年痴呆病，从生活不能自理至今，一直由大儿子张部先负主要赡养义务，七儿子负次要赡养义务，其余5个儿子都有经济能力却基本没有承担赡养义务。这是因为，张部先为人较为强势，在没和其弟兄商量的情况下，就将王秀荣的一处宅基地给自己的儿子建了房，引起5个弟兄的强烈不满。由于王秀荣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张部先夫妇苦不堪言。在向法院申请母亲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自己为监护人后，张部先起诉5个弟弟，追索赡养费。

    在调解时，我感到：道德是法治的灵魂，情理是法理的基础。如果只谈法律而不谈道德，法律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既难以说服5个被告，也无法诠释法律的精神和本意。

    于是，我向5被告谈起自己的经历：“你们把对张部先的气撒在母亲身上，可是你们母亲还能活几天？你们到时候还有孝敬的机会吗？我爷爷从小疼爱我，前些年也患了老年痴呆，虽然由我父亲照顾他，但由于他经常随地吐痰甚至小便，我对他很有怨言，经常指责他。去年冬季，爷爷去世了，我简直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好多天心里难受得很，因为参加工作后还基本没孝敬过爷爷，并且我还责备过他，现在想孝敬也来不及了，我欠他太多了！于是，我对奶奶的态度好了很多，经常陪她说话，给她买好吃的，我想把欠爷爷的补过来，以寻求内心的安定。”说着说着，我鼻子一酸，眼里泛起泪花。

    5名被告哽咽了：“杨法官，您别说了，我们不是无情无义的人，我们不把宅基地的事和赡养母亲扭在一起了，愿意承担赡养费用，也愿意把母亲接到自己家里尽孝。”

    当天，王秀荣的7个儿子达成赡养协议，张部先撤诉，这起案件顺利结案。

    这些年的审判经验告诉我，法庭不能成为单纯的诉讼技巧的竞技场，法官也不应仅仅凭借超然到冷漠的理性判案。法官在时机成熟时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说理教育，或者对一方表示同情或支持，或者对无理当事人进行批评训诫，是法官表达道德价值取向的最佳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对群众进行正确的法律思维引导。毕竟，司法是一门实践性、政治性、社会性很强的学科，脱离了孕育它的时代和土壤，不仅法律条文难以转化为对现实社会的推动力，而且可能因水土不服而对法治建设带来副作用。

                                                文章出处：人民法院报2015-12-20 8版 杨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