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淘到一本很旧的小书,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书极小，小到即如一个普通的软皮笔记本，仅可盈握；小书很薄，大约只有两百来页，只有二、三毫米厚；小书很轻，托在手心几乎感觉不到份量；小书很旧，是民国初年的作品，书页已经泛黄。可就是这样一本小书，却花了我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几乎是读读停停，因为其中要思考的东西实在太多。小书虽薄且轻，可我的所得却足够厚重。未读之前，我真的没有想到，它小小的身躯里竟然蕴藏着这样巨大的力量，一种足以跨越历史风云、穿透百年中国的力量。
我将依照自身所得的次序谈三个方面的收获与感想。
一是为他卓然独立的学术品格而折服。平日读多了当今的杂志和书刊，一篇篇论文观点模糊，引文连篇，辞藻华丽，故弄玄虚。多数文章褒扬有余，批评不足，致使论点疲软，论证乏力，读后让人感觉无痒无痛，收获瘠薄。反观梁先生的这篇小著，只有200来页，10余万字，通篇都是自己的东西，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推演，自己的结论，自己的检验，一气呵成，一脉相随，一意贯之，读来酣畅淋漓，让人直觉痛快，大呼过瘾。其独立性绝异于当代某些章文，它们或动辄插入一段名言，时而添加几个注脚，末了还要引用些大师的话语，再缀上长达数页的参考资料，其中还必得有几本外文到国人看不懂的洋文献。但文章通读下来，环顾整篇，其中有多少是他自己的创造，是他自己的观点，是他自己的论证？洋洋洒洒，动辄就是十几万字甚至几十万字，“厚重”之下，内中有多少值得一说的话语？梁先生的这部书，轻薄小巧到即如一本小册子，但书中句句真知灼见，个人情感充盈，观点鲜明爽朗，毫无矫揉，毫无晦暗。通书无引无注，均是文风一致的散发着新鲜气息的本人的语言，令人叹服，令人感慨！
做学术就要做出这样的境界！
二是为他超然不群的理论智慧而倾倒。这本书中的东西均是原创，其中不少概念、观点和推论让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这里也仅说三点：
①关于“文化”的概念。说真的，之前也读过一些类似的著作，多数对此概念语焉不详，让人似有所悟，但又不能十分明确地把它把握住，并且总是觉得“文化”、“文明”似可通用。今日一读此书，观得梁先生的定义，才觉豁然开朗。梁说，“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所谓“样法”指的是方法或生活的样式。何为“生活”？梁说，生活就是意欲或欲望，“生活的根本在意欲（will）”，在他看来，“文化是社会性的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创造出来的。”他认为，生活的根本在意欲，所以文化的不同是由于意欲之所向不同。他说，文化与文明有别，文明是我们生活中的成绩品，“生活中呆实的制作品算是文明，生活上抽象的样法是文化。”梁先生“文化”的定义显著不同于他说者有三：其一是用欲望来定义生活，用生活来说明文化，认为文化就是意欲的满足方式。用意欲来定义生活显然更能够解释文化的本质。其二是文化一定是与民族相连的。离开了某一特定民族，文化本身很难得到充分的说明。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又可以说，文化是特殊的，某一民族的文化只有在该民族的区域内才能得到诠释。其三是该定义直接指向了人的内在，他认为研究文化不应仅满足于现有的外在的作为结果的产品式东西，也应从文化主体内在的心灵世界来探究。这就把隐在文化深处的人的心灵、意志考察了出来，从此研究侧重将有所改变，把结果和产生结果的原因结合起来，能更清楚看到文化的本质。
②其“文化三路向说”。该论点迅速使人跳出了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直接领悟了文化多样性的深层原因。梁先生认为，西方、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就人生的态度所向而言，西方文化是向前追求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物的关系，是人征服物；中国文化是原地保守的文化，安定、调和、持重，所面对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人与物、人与人和谐共处；印度（佛教）文化是转身向后去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自我，即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是人与心灵契合。其“三路向说”是一个独辟蹊径、标新立异的创造，确乎不同凡响。它不仅能提出这样鲜明的观点，而且论据相当充分，论证十分有力。他用一个“对待破房子的态度”作例形象说明了“三路向说”的涵义，不仅鲜明易懂，而且十分合理。是的，人总要在满足自身需要，即首先征服自然之后，才可能面对社会，面对他人，最后才是面对自己。这完全符合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其“三路向说”作为一个全新的创造，迅速解决了许多文化比较中的模糊问题。
③他主张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他认为，西方文化是解决生存的前提与条件问题的，是第一期；中国文化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社会问题的，是第二期；印度佛学是超越现实，解决的是人与内心、与灵魂的关系问题的，是第三期。在他看来，随着人类的不断发展，三期文化将依次呈现，都会有它的兴盛时期。当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解决了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之后，必将再现中国文化的繁荣。
三是为他无惧无畏的勇气和深深的爱国情怀而感动。梁先生著书的时代（1917-1921年），恰逢新文化运动火热之际，其时社会思想的主潮无疑是欧风美雨，西洋文化正被无限张扬，全盘西化或充分西化的论调强力主导着社会的舆论。一些人被冲击得头脑发昏，跃跃欲上；而另一些守旧者却深恐有失国体，惴惴不安，甚至惶惶难以终日，故无端抱守，抱持着了无底气的复古；还有一部分人在激流冲撞中难以安顿思想，人生无着，便去寻佛家，消隐遁世。在这个纷乱的思想局势中，梁先生“独辟出一条新路来”，明确提出了“文化无短长优劣可论”的观点。他不仅向人们阐明了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所在，也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没有孕育出科学与民主的原因，并充满信心地昭示出我们的文化今后该向何处转向。他分析说，西方文化传统固然培育出了科学与民主，有其优点，但西方文化的短处也历历在目；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科学与民主，但其在人生哲学上却是博大精深，故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梁先生的文化理论改变了当时那种以优劣讨论中西文化的模式，也摒弃了“东优于西”的偏狭复古论调。其理论出现后既客观上牵制了西方论调，又同时提高了民族文化的自尊。
在当时的思想混战，尤其是满城尽吹西洋风之时，梁先生能够挺直身躯，祭出利剑，迎风而上，顶着全盘西化的狂暴，竭力寻求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其孤军奋战、逆流而进的勇气着实可嘉，其爱国的拳拳之心和高超的智慧理论，在这一百年后的今天，依然穿透历史风云，灼灼于世，令人感佩。
正像一位学者所评论的，梁先生是20世纪面对西化狂潮最早肯定中华文化价值的文化人。他掉背孤行，抗拒时俗，拼力为中国文化的存亡继绝争一线之机。
向梁先生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