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乡有句俗语：和泥省力气儿，脱坯嘣口子儿。装窑汗和泥儿，出窑脱层皮儿。形容脱坯烧砖的苦和累。生于50年代的我，在农村有深刻的体验，不过，脱坯、出窑、裝窑的苦和累，随着土坯的窑变，被青色砖瓦一扫而光。几十年过去了，因工作关系，家搬进了许昌市，脱坯烧窑的往事很少提起，可家乡老砖窑的风姿却印在了脑海里难以抹去。

    我的家乡在魏都故城遗址东北隅，村子因居许昌、鄢陵、临颍结合部，素有“鸡鸣听三县”的比喻。七十年代的偏僻乡村，家里盖个混砖房是很荣耀的，象征家庭殷实。我是家里老大，分家另立门户后，住上混砖房是日思夜想的事，自己脱坯烧砖是唯一的选择。退伍回家那年，我先后烧了两窑砖，成就了我的梦想。所以，对家乡的老土砖窑怀有深厚的感情。

    当时的土砖窑人们习惯称为“馒头窑”，窑高约一丈余，里面的空间像个蒙古包，但要比蒙古包大好几倍。窑内四周由砖头砌成，就像宝塔的圆顶，外形像个大馒头。村里人说烧窑是“火中求财”，由于此，技术高的烧窑师傅很吃香，要好吃好喝的招待着，求的是烧出的砖有个好成色。土砖窑受气候影响较大，冬天地冻和夏天雨季生产困难，一般每年干活的时间在春秋两季。出装砖瓦的位置在窑的上方和侧门，这装窑又是一门很深的学问，装的土坯看来似乎杂乱无章，其实里面有通风道也就是烟火道和水道，要保证窑内所有的砖瓦坯都能加热到必需的温度，更要保证灌水时水能流到所有地方，更重要的是，不能使烧制时出现砖瓦倒塌现象。烧窑的燃料基本是用煤,烧砖瓦时砖窑内的温度相当高，大约有上千度，要连烧五至十天，这要根据天气与窑的状况而定。砖烧好后还要冷却三至五天,这时烧出来自然冷却后是红砖瓦，如果是通过用水洇窑，冷却后就变成青砖瓦了，虽然砖瓦的颜色不一样，但质量是一样的。一个窑一次烧三四万块砖瓦。我家乡盖房子大多是用青色砖瓦，烧窑技术要求更高，更加费工费时。

    村里最早的一座土砖窑建于六十年代，在村子的大东地，紧靠鄢陵地界，上小学的我常跟叔父在窑厂玩。请的烧窑师傅对土坯生产要求比较严，头天晚上要“伐泥”，就是把松的土，用水洇灌透，趁水把洇透的泥浆抄底翻一下，一保泥里不加生，二保水分不流失；第二天要“踏泥”，其实人们很少用脚踏，大多是一人用铁锨把伐泥起出，再用钢叉打泥，把生泥和成“熟”泥，坠成泥剁子；一般一个泥剁子能脱坯三五百块；脱坯很讲究，要撒灰、挖泥儿、圆泥儿、摔斗儿、刮泥儿一气呵成，然后托平斗儿起身脱坯，脱坯时，挨地侧斗儿快扣，慢慢起斗儿；脱出的土坯晾晒到脱手，也就是俗语说的立架儿，要用坯斗平坯，搬起后，再平坯的侧面；土坯晾晒到拿起不变形时“码坯”，就是把坯儿码成一字形，一行二、三十块，进行三面“扇打”平整，确保坯子有角有楞；随后是“架坯”，把修整好的坯子，以井字形架起来，一般一架摆四、五层，这便于通风透光，等待坯子干透后上垛等待装窑。每一个环节，师傅都严格监督验收，所以，那时的砖象现在的机砖一样规矩。

    烧窑就看师傅的本领了，一个好的烧窑师傅，不仅烧出的砖质量高，而且省煤。人工烧窑，关键是把握“火口”，把握“火口”，关键是看“蓝火”，看“蓝火”的颜色而掌握窑内温度，温度把握不好，坯子不仅烧不透，还容易烧成琉璃砖，其中奥妙一般师傅是不传的。点火的时候，有的烧窑师傅还要选好日子，也就是黄道吉日，以保砖瓦烧制成功。一般先期是用干柴把煤点燃，火力不需要大，先要把砖瓦坯焙干，一天一夜后加大火力。闭窑后就是灌水洇窑，此时窑顶的烟囱已关闭，从窑顶灌水，水从事先留好的通道洇下，从化学的角度来说，窑中在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形成的热气几公里都能看到。

    村里请的师傅是安徽人，为人豪爽和气，技术不保守，两三个月，就把俺村的“帮工”李国钦带出师了。烧窑时，我们几个上学娃，常挤到窑洞里看稀奇，烧窑师傅讲起《烧坯变砖》故事津津乐道。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人们的住房是泥糊草盖的。有一天，有一位老汉来到中原，领一家人踏泥做坯，筑起窑烧起来。老汉把泥坯送进窑内，经过火烤取出后，泥坯变了颜色，敲起来，当当响，像石头一样坚硬，用来盖房子胜过草舍。所以，附近的百姓争先恐后地到老汉的窑上去观看。老汉家里人手少，每进出一次窑，总需要花好几日。人们看着看着，不少人也学会了这手艺，大伙就模仿筑窑烧起泥坯来，因烧出的泥坯坚如石，就把经过火烧制的泥坯称为砖了。这样中原的老百姓就把烧砖窑技术流传了下来。据考古学专家研究，我国的砖发明于战国时代。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有了烧砖技术，洛阳东周城就出土的有战国薄砖，可是这个时候的砖很薄，其薄片会被人误认为瓦。清代光绪《嘉善县志》记载道:“砖瓦出千窑镇，近时洪家滩、清凉庵、界泾港均有。”这说明了自清代光绪年间起，我国烧砖技术已很精湛。诗曰，“黄閍冈下得宝墨，古人烧砖坚於石”，就是对砖最好的赞誉。

    当年的窑厂是大队的副业，烧的砖一块卖三四分钱，为家乡土坯房改建成“里生外熟”房立了大功劳。随着联产责任制实施，“里生外熟”房落伍了，家乡人住砖瓦房、娶媳妇时必备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三转一响”成了新追求。这时，村里又先后建起了两座土砖窑，一个建在了老窑厂南500米处，一个建在了村东北地的小岗上。我决心脱坯烧窑的时候，处于集体生产与联产承包的交接点，大队的窑厂副业不搞了，生产队长杨根成听了我的想法，非常支持，每天派5个壮劳力帮忙，第一次烧窑没费多大力就成了。三年以后，联产责任制全面推行了，农业的连年丰产，卖“万斤粮”，成“万元户”的不断涌现，使窑厂生产火了起来，烧窑要排号，请人帮忙得预约。我为了超前，把盖瓦房的计划改为建“坐地楼”，筹备二次烧窑。家乡人有个习俗“修屋建房，相互帮忙”，好在我“亦工亦农”，乡亲们看的起，每天找俩三个人脱坯，不过，这时，脱坯已不按老规矩了，省去了“平坯”、“码坯”、上“刮板”等诸多环节，就连“踏泥”能将就也将就了，虽如此，烧一次窑，脱层皮的苦力活让人铭记一辈子。两次烧窑，都是乡亲们热心相助，没付一点报酬，欠了乡亲们很多情。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轮窑、川窑和半隧道窑，还有专门生产制砖瓦机器的工厂迅速崛起，逐渐替代了传统的土砖窑。进入新世纪，由于生产这种砖浪费土地资源，晾晒场地占地面积又大，国家为保护基本农田，不提倡生产这种砖瓦了，现代化的新型材料砖厂兴起，家乡孤独的最后一个土砖窑也在上世纪末复耕还田了，粘土砖窑彻底淘汰。

    岁月的风尘早已隐没了当年土砖窑的风姿，谁也无法知道当年土砖窑是何等的模样，但，历史悠久的“窑文化”，它沉甸甸地挑起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岁月的风尘毕竟无法隐没家乡老砖窑的风姿，远去的土砖窑，功绩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