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外地的我，努力做到有时间就给老家的爸妈打个电话。前两天通话，得知二姥爷——也就是我母亲的二伯，不在了。虽然和二姥爷不太熟，但是闻此噩耗，还是颇为伤心。二姥爷高龄辞世，算得上是喜丧，也是自然规律，但对于我们来说，更多的是意味着一代人告别了这个世界，告别了我们。一个人，无论年龄多大，当父母告别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便成为了孤儿；一个人，无论走多远，当闻知家乡噩耗时，内心深处，悲伤总是在所难免。

    小时候去姥爷家，总是听别人叫九爷，天真的以为是姥爷天天喝酒，所以被别人称作“酒爷”；后来大了几岁，才知道是因为姥爷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九，加之辈分高，所以被称呼为九爷。对姥爷他们一代人的了解，因从小离家在外，所以仅存的零散记忆，便是少小在家时听母亲茶余饭后偶尔的提及。这种记忆，是凌乱、散碎的，像是无意敲打的文档，未加保存，却永远留在脑海中，一生不会被清除。

    民国时期，军队抓壮丁，姥爷一个村庄里被抓了好多人，其中就有姥爷在内的叔伯兄弟三四个。那时候不像现在，想当兵还要素质过硬、关系过硬；战火纷飞的年代，自古征战几人回，更别提“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了。当时哥几个商量好，到晚上趁天黑，跳下关押新兵的寨子逃跑；因事关重大，这种事也就兄弟几个秘密商量了一下，其他人不知道，兄弟几个也没有详细说好逃跑路线与方法。那时候几乎每个村庄都修有寨子，围墙很高，外面还有类似于护城河功能的人工河沟——应该是不太平的年代村民们自我武装起来的小“城堡”吧。深夜，姥爷和几个哥哥趁哨兵熟睡，偷偷溜出来跳下寨墙。跳下之后，姥爷趴在了寨墙根下，几个哥哥却跑出去跳入环卫寨子的河沟，想快速逃走，不料激起的水声惊醒了睡着的哨兵。探照灯照射下，几十米外游动的人便成为了活靶子。因天黑加之情况不明，大兵们决定天亮后再收尸，在确认所有人被击毙后，黑夜恢复了宁静。姥爷一个人孤零零回了家，被抓走时是兄弟三四个人，回来时就剩下了最小的一个，可以想象当时家族众人的悲伤。有时候，活着比死了更难。也许从那时候开始，姥爷开始了喝酒，因为经历了常人没有经历的苦难，心中有着别人不会理解的悲伤，所以试图用酒精来麻醉自己，来寻找短暂的解脱。记忆中去姥爷家，基本上姥爷都是醉醺醺的。

    姥爷和其他兄弟在那些艰难的岁月中，一起摸滚打爬，去遥远的北方贩过马，做过大大小小好多营生。依靠这些营生，我母亲兄妹八人得以成人；即使是在最艰苦的那几年，也保证了我母亲他们衣食无忧——在母亲的记忆中，小时候基本上就没有吃过杂粮。

    后来姥爷当上了生产队队长，工作很出色，在考虑提拔时，因为没有文化，甚至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不得不作罢。姥爷其他兄弟，后来基本上都解决了干部身份，有了体面的工作和收入。没有文化，失去了进步的机会，也不全是坏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好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不知道从哪儿找到的材料，说是当年国民党军队花名册上还有姥爷的名字，当地公安部门对此相对重视，甚至怀疑姥爷是特务，调查过好多次。调查来调查去，也查不出来个所以然，又没有其他什么证据，只好作罢。公安部门让在调查材料上签字，姥爷是不会签字，也不认识字，并问他们见过不识字的特务吗？其实，调查过程中，公安部门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多年前，姥爷因癌症去世；几年来，其他叔伯兄弟也先后与世长辞。一代人留于身后的，不在于钱财的多寡，更多的是子孙后代的美好记忆与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