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61年，年仅21岁的嬴渠梁登上了秦国的政治舞台。秦孝公继位，放眼当下地处偏隅、积贫积弱、内忧外患、诸侯鄙夷的现实困窘，遥想当年东平晋乱、西霸戎翟、天子致伯、诸侯毕贺的穆公辉煌，富国强兵、重振伟业之志汹涌澎湃，网络人才、求贤纳士之心如饥似渴。一道至诚至恳的《求贤令》传遍天下，引爆了九州人才市场，也引爆了一场中国历史上最迫切、最全面、最彻底、最惨烈、最成功、最深远的变革——商鞅变法。下面结结合《吕氏春秋》、《史记》、《商君书》、《战国策》、《过秦论》、《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品读一下这位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改革家、法家代表人物——商鞅。

    商鞅（前395年—前338年），姬姓，公孙氏，卫国君后裔，少好刑名法术之学，兼修军事、杂家之说，通帝道、王道、霸道，精富国强兵之道。魏相公叔痤病危叮嘱魏惠王：“中庶子公孙鞅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惠王不以为然，公叔痤又说：“王即不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要么重用，不用就杀，公叔痤评价的分量足见商鞅的能量，可惜魏惠王没有慧眼，以为公叔痤是病糊涂了，如此国士，即不用之，也未杀之，最终还是肥水流了外人田。

    人才之悲莫过于怀才不遇，怀才不遇之苦堪比孕妇难产之痛。好在上帝在给商鞅关闭魏国这扇大门的同时，敞开了其通往秦国发展的大门。正当商鞅失意时，秦孝公《求贤令》传至魏国，追忆穆公霸业之光美，何等景仰！奚数后世先祖之昏政，何等坦荡！直言丧土失地之屈辱，何等羞愤！许诺尊官分土之慷慨，何等胸怀！闻此千古奇文，商鞅仿佛早与孝公神交已久，断然决定离魏事秦，不远千里，四觐孝公。一个求贤若渴，一个学富五车，谈起富国强兵之道，君臣相见恨晚，一拍即合，促膝畅谈，数日不厌，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变革即在秦国上演。

    商鞅变法是一场最迫切的变革。自周平王东迁，王室渐衰，礼崩乐坏，诸侯混战，杀伐不断，历经并兼，诸侯锐减。战国中前期，为了适应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国历史上迎来了第一次变法高潮，李悝在魏国变法，吴起在楚国变法，公仲连在赵国变法，邹忌在齐国变法，申不害在韩国变法，稍后燕王哙也进行了改革，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历公、躁公、简公、出子四世的昏政导致秦国内乱频出，外患交迫、河西尽失、函关易手。献公继位，欲图振兴，连年苦战，饮恨身亡。秦孝公继位时，秦国已然是一个千疮百孔、满目疮痍被周天子和诸侯边缘化的国家。东邻强魏虎视眈眈，诸侯卑秦不与会盟，且欲分秦、灭秦而后快，秦国正面临着最严重的生存危机。天下趋势、秦国处境、孝公志向都迫切呼唤一场能够迅速令秦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变革。

    商鞅变法是一场最全面的变革。秦孝公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举国而听鞅。在孝公的绝对信任和鼎力支持下，公元前356年、公元前350年商鞅先后两次推行新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政治上，废分封、行郡县；军事上，凭军功，受爵位；经济上，开阡陌，奖耕织；民事上，强分户，设什伍；法律上，壹刑者，无等级；文化上，燔诗书，愚民智；思想上，务法本，明法令；风俗上，反阿谀，禁私斗（详见《商君书》之《更法》、《垦令》、《靳令》、《农战》、《战法》、《赏刑》、《外内》、《徕民》、《刑约》等二十余篇）。通过推行两轮新法，秦国可谓秦法普照，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几乎都有法可循。

    商鞅变法是一场最彻底的变革。赏而不信，无以励众，罚而无信，无以抑奸，历来变法之大成取决于重赏重罚，更取决于信赏信罚，商鞅这两个方面都做到了极致。变法之初，徙木立信，徙三丈之木从城南至城北者即得五十金，当场兑现，以示不欺。变法到了攻坚期、深水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国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黔其师公孙贾。孝公的亲哥，太子的老师照罚不误，于是乎，秦人皆趋令。等到变法大成，孝公也如期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封鞅商於十五邑，号为商君。秦君大信，秦法大信，秦人也大信秦君、秦法。后商鞅被诬告谋反，逃至关下想留宿，没带证件，客栈坚决不让，理由是商君之法规定，住宿没有证件是要连坐的。变法已经深入秦人骨髓，达到商君本人也作茧自缚的境界，足见秦国变法之彻底，对此黑色幽默商鞅本人也是感慨万千。

    商鞅变法是一场最惨烈的变革。秦孝公继位恰逢秦国生死存亡的非常之时，重用了商鞅这个非常之人，这个非常之人在秦国干的是一件非常之事。变法本质上是利益格局的变更，是对旧势力的宣战。一开始就遭到甘龙、杜挚等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废除世卿世禄，剥夺大批旧贵族的既得利益。施酷刑，搞连坐，刑杀大量无辜百姓。据刘向《新序》记载，为镇压对新法不满者一次就屠民七百余众，渭水尽赤。更让人震惊的是商鞅还黔了公孙贾的脸，割了公子虔的鼻，得罪了太子……在快富快强目标的强烈驱使下，商鞅铁腕推行新法，毫不妥协，新旧两派势不两立，搞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整个秦国血雨腥风，积怨甚深。最终，商鞅本人也被五马分尸，灭三族。

    商鞅变法是一场最成功的变革。在利益的驱使下，在严刑的威慑下，在铁血商鞅的强力推动下，秦人勤于耕织，勇于征战，很快实现了富国强兵。新法推行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国库充盈，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建新都咸阳，击溃强魏，俘获魏公子卬，收复河西失地，迫使魏国从安邑迁都大梁，秦国从一个不入流的弱国一跃成为超级强国，周天子和诸侯各国纷纷发来贺电，商鞅变法大成。更值得令人欣慰的是商君虽死，商君之法未废。

    商鞅变法是一场最深远的变革。商鞅变法迎合了秦孝公富国强兵的梦想，适应了奴隶制瓦解、封建社会发展的潮流。商鞅本人虽付出了生命和灭三族的惨痛代价，却使法家思想得以在秦国成功实践，为一百年多后，秦王嬴政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其设计的酷刑峻法、连坐告奸及绝对专制的君主制度也为秦统一天下之后，二世而亡埋下了伏笔。对秦王朝而言，可以说成也商鞅，败也商鞅。此外，商鞅法治思想、信赏信罚、统一度量衡、郡县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上从六个方面解析了商鞅变法，那么商鞅本人功过是非又该如何评价？历史似乎已经有了基本定论：颂其功，诋其德。先看看歌颂派的评价，韩非子认为，“七国之雄，秦为首强，皆赖商鞅”。西汉桑弘羊盛赞商鞅“功如丘山，明传后世”。刘向在《战国策》中说：“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近亲”。王充在《论衡》中说：“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接下来再听听诋毁派的观点，司马迁对商鞅的总结是：“刻薄寡恩”。《史记》还记载了赵良对商鞅的评价：“贪名恋权，不施德政”。西汉贾谊认为：“商君遗礼义，弃仁恩”。《旧唐书》干脆直接将商鞅视为酷吏。

    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应该说以上毁誉参半的评价是基本客观的。但以当代的标准要求2300多年前的古人是否客观？是否有点苛刻而有失公允呢？

    战国时期，大争年代，在巨大的生存危机面前讲德治、讲仁义、讲人权、讲言论自由随时都有被灭掉的危险。试问礼义道德能救弱秦于危难吗？百家争鸣能保证政令统一吗？明哲保身能让政敌妥协屈服吗？位卑权轻能够有效发号施令吗？优柔寡断能够抓住改革机遇吗？赏罚不严能够一举克敌制胜吗？秉承三皇五帝、商汤周武式之道，秦孝公还会重用商鞅吗（孝公曰：“帝道、王道，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明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

    法家是功利主义者，基于对人性本恶的判断，商鞅的苛政在秦孝公时期的特定背景（为免遭灭顶之灾）下，应该说是无可厚非。只是变法大成，尤其是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和平发展就成了时代主题，仍旧固守战时旧法内容，严刑峻法、耗费民力、不施仁政、鱼肉百姓已经明显不合时宜。历史本来给了秦王朝一次延年益寿的机会——秦始皇东巡途中暴病，临终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为政过失，将帝业传给了反对自己、主张仁政的扶苏，谁料半路杀出了个乱臣贼子赵高，沙丘政变，扶苏自尽，胡亥继位，变本加厉实暴虐于天下，导致大秦帝国民心尽失，最终葬送了祖宗基业（可能是报应吧）。可这一切跟商鞅又有什么干系呢？商鞅能管得了一百年多后的嬴氏子孙吗？

    武王伐纣，建立了西周政权，为巩固政权，实现周王朝长治久安，周公旦以敬天保民为根本，以明德慎罚为原则，以宗法血缘为纽带，以亲亲尊尊为核心，制定了一系列关乎政权运转和百姓生活的礼仪规范，坚持德主刑辅，以礼治国，实现了后世几百年的繁荣稳定。然而，随着铁器的使用，牛耕的推广，生产力日益发展，奴隶制制度已然成了社会进步的障碍，加之周幽王昏聩堕落导致王室衰落，引发诸侯混战，礼崩乐坏已是必然。商鞅变法本质上是法治思想对礼教德治的一次严重冲击，也为后来礼法结合（不打不相融）、德主刑辅治国理念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商鞅，法家之巨子，为报孝公知遇之恩德，实现暴富暴强之梦想。高举法家思想之大旗，冲破礼教束缚之藩篱，不讲人情伦理纲常之本性，只顾人性趋利避害之本能，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魄力，极身无二虑，尽公无二私，瞬间把秦国变成了只会耕战、图强、争霸的机器，秦国雄霸天下。

    商君居功甚伟，商君无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