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到“一心不可二用”，然而随着智能手机应用的泛化，手机成瘾，因为边开车边玩手机导致的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日前，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在修改“危险驾驶罪”时，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沈金强建议将“开车玩手机”纳入危险驾驶罪。对此，赞成者表示，“开车玩手机”入刑可以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率，同时对解决交通拥堵也有很大作用。但是，也有人认为“开车玩手机”入刑过于严苛。

    “温和的法律能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也决定了，不是所有的不良行为都要纳入刑法规制。立法机关只有在该规范确属必不可少，没有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而不能动辄将群众的违法行为规定为犯罪。刑法的谦抑性的实质是国家作为一种暴力统治工具，其暴力性的退让和内敛。国家的能力不是绝对的，刑法泛化和重刑主义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也不一定能有助于遏制犯罪。而对于“开车玩手机”的行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有明确禁止规定，相关法规还对此行为规定有罚款、扣分的处罚措施。同时，如果因为玩手机等违法行为导致发生严重后果的，则可以依据《刑法》交通是肇事罪的规定予以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将“开车玩手机”特别列出入刑并非唯一和必要手段。

    “最优化的威慑效应并不是铲除所有的犯罪，因为这样做的代价很高，而且社会效益会不断降低。”在没有监控录像的情况下，对开车玩手机的司机，存在取证难的问题，处罚往往不能到位，操作性不强，违法现象难免，一味将其纳入刑法调整，其结果也可能是落得一纸空文。若加大监控录像安装的密集度，则会大大增加司法的成本，而取得的成效也有待考虑。出于刑法效益的考虑，刑法的谦抑性还要求以最少的刑法资源，收获最大的刑法效益。刑法抑止犯罪虽然可以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但同时意味着一定社会的成本付出。刑罚是一种资源，这种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将大量的社会资源用在抑制“开车玩手机”行为上，也就意味着在打击其他更严重犯罪行为投入上的资源就会相对减少，由此也不合理。

    但是，开车玩手机的危害性又不容忽视。调查表明，玩手机、接听电话，会造成驾车人的注意力分散，对交通情况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通常表现为刹车过迟、超越行驶车道、看错交通标记甚至驾错方向等，严重威胁路面其他驾车人和行人的安全。同时，电话内容可能造成驾驶人情绪变化，驾驶人员突然兴奋时，容易过高估计自己能力，开“英雄车”或突然愤怒，开“赌气车”，增加行车的安全隐患。 而几乎所有开车的人都有过开车接打电话的经历，由此可见仅目前的惩罚力度仍不足以起到威慑作用。

    “开车玩手机”入刑有过于严苛之嫌，而仅依靠目前的惩罚措施，力度又不足以起到威慑作用。那么是否可以采取折衷的方法，对于开车玩手机等行为的初犯者，若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尚未危害公共安全，还是应该通过行政处罚进行处理，但是处罚的力度可以适度加大，提高罚款金额和扣分，甚至吊销驾照。对于因为开车玩手机或接打电话，被交警行政处罚2次后又被发现的，可以考虑通过出台司法解释的方式，将其划入追究刑事责任之列，此种情形下，造成严重后果的和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可在量刑上予以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