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留守妇女的基本情况调查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流动加剧，城乡二元结构割裂，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以笔者所在地区——嵩县为例，该县地处豫西伏牛山区，面积3009平方公里，为河南省第四大版图县，素有“九山半岭半分川”之称，全县人口58万人，绝大多数为农业人口。县城经济落后，工业底子薄弱，外出务工成了农业人口脱贫的重要途径。据统计，全县每年外出务工人员超过15万人，其中出境人员超过3000人，外出务工人员占全县人口的25.86%。其中男性占85%。随着大量的男性外出务工，一个特殊群体油然而生--“体制性寡妇”，她们为了照顾孩子、侍奉公婆、照顾家庭生计，被迫选择留守农村；丈夫不在身边，夫妻感情交流甚少，缺乏心理沟通和生活照料，长期忍受独守空房之苦，守着活寡度日。

为了深入了解留守妇女的生存现状，笔者所在法院与县妇联联合在16个乡镇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村组对留守妇女展开了一次问卷调查，本次调查留守妇女5000人，对留守

妇女主要年龄分布情况、文化程度、职业状况进行、法律维权意识进行统计分析。

图一：

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中，18-30岁1310人，占26.2%；31-45岁2694人，占53.88%；45-60岁862人，占17.24%；60岁以上134人，占2.68%。

图二：

调查对象中，小学学历816人，占16.32%；初中以下学历2537人，占50.74%；高中以上1647人，占32.94%。

图三：

　调查对象中，从事农业生产的有3650人，占73%；从事养殖业的有900人，占18%；从事零售业、小个体户的有350人，占7%；其他人员有100人，占2%。

　 图四：

调查对象中，缺乏安全感的留守妇女达到80.08%，遇到困难有71.81%的人会求助亲戚朋友，寻求法律保护的不足30%，遇到家庭暴力选择报警的仅5.88%,因家庭暴力选择离婚的只有2.75%。

对上述图表分析发现，留守妇女年龄大多在30岁以上，文化程度偏低，基本都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她们学习接受新事物能力不高、自信心不足，一旦出现感情危机或合法权益受侵，法律维权意识淡漠，自我忍受或委屈求全现象普遍存在，自我保护能力不足。

二、2010年—2013年留守妇女离婚案件数据分析

为了解农村留守妇女离婚案件的特点以及她们在诉讼中的维权状况，笔者对嵩县法院2010-2013年审理的离婚案件进行了统计调查。见表一：

　　 从统计调查的情况看，离婚案件是基层法院最常见的民事案件类型，且在近年来呈逐年上升趋势，成为农村留守妇女权益受侵的主要领域。通过对这些案件进行分析，发现导致留守妇女离婚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1、婚外情。由于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婚姻很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冲击，一些人留恋城市的灯红酒绿，禁不住诱惑，耐不住寂寞，产生婚外情，家庭责任意识逐渐淡化，不尽家庭义务，成为导致涉留守妇女离婚的主要原因。2、闪婚。由于受农村传统思想、文化背景影响，外出务工流动性较大，农村青年恋爱期间短暂，了解不充分，有的只见过数面就谈婚伦嫁，感情基础薄弱，婚后一方又外出打工，很难建立夫妻感情。3、婆媳关系等家庭矛盾恶化。留守妇女在道德上承担父母赡养主要义务，由于农村女性文化素质不高，处理家庭矛盾能力不强，而男性长期在外务工，缺少对婆媳关系的调和，长期积累导致家庭矛盾恶化，在妻子和父母中间，男性被迫选择父母，舍弃婚姻。4、贫富差距。外出务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也是农村家庭出现高收入的主要途径，但是外出务工收入差异较大，收入低的家庭妇女对丈夫能力产生怀疑，对家庭生活失去信心，最终选择离婚。

从以上四种离婚原因反映出，农村留守妇女在维持婚姻关系中，处于绝对劣势，婚姻权利更容易受到侵害，大多数情况下更易成为婚姻的受害者。

三、农村留守妇女在法律维权中面临的困境

  在农村社会，留守妇女承担着抚幼养老的家庭重担，肩负着维护家庭稳定的重要责任，但由于受其自身文化素质、农村传统文化及法律层面多方面原因制约，农村留守妇女不仅权益更容易受到侵害，而且法律维权更难。以婚姻纠纷为例,笔者通过对所在法院近四年来审理的留守妇女离婚案件分析，农村留守妇女法律维权困境主要存在于：

（一）农村留守妇女维护财产权益难

 1、分割共同财产出于劣势。由于农村仍然沿袭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丈夫在家处于绝对核心和支配地位，掌握家里经济大权及重大事项决策权，很多留守妇女不了解丈夫在外务工情况，对丈夫工资多少无从得知，离婚时，男方隐匿、转移财产，甚至虚构债务，女方不但分不到共同财产，甚至还得承担共同债务。这对于长期承担家务、侍奉老人、照顾家庭的留守妇女无疑是雪上加霜，身无一技之长的她们在离婚后生活更加困难。

2、居住权得不到有效保障。在农村，结婚一般由男方在宅基地上建房, 女方仅陪嫁部分生活用品, 按照婚姻法关于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的规定，在法院判决离婚时, 房屋一般判给男方。受“妇女婚前从父住、婚后从夫住”、“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等传统观念的影响，娘家人也不乐意让离婚妇女在家长期居住。离婚后，留守妇女将面临无家可归、居无定所的困境。婚姻法仅对一方有生活困难的，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并没有对离婚留守妇女居住权作出明确规定，现实中农村离婚妇女居住权难以得到保障。

3、土地承包经营权无法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物权，夫妻双方可以平等的享有家庭承包经营权。但在离婚诉讼中，留守妇女提起要求分割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诉讼请求不足10%，其本身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诉求不高，缺乏主张权利的意识。另外，我国“从夫居”婚姻家庭模式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模式，使得妇女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方面存在先天的弱势。受30年的土地承包期限制，女方因结婚成为男方家庭新成员后，难以成为承包合同的合同相对人。即使婚后女方因土地调整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留守妇女在离婚后一般不会再在村里居住，也难以通过分割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

（二）农村留守妇女维护诉讼权益难

 1、送达难。随着人口流动加剧，人户分离，送达难成为制约诉讼程序顺利进行的严重障碍，影响了对留守妇女合法权益的及时保护。具体表现在：（1）男方长期在外务工，地址、联系方式频繁更换，居无定所，导致送达难；其次男方刻意规避送达，本人不到庭，拒签送达地址确认书，而其父母又难以认定为同住成年家属，造成不能直接送达和留置送达，影响案件审理。（2）在男方外出打工，地址不明确时，需要女方提供地址，由于农村留守妇女失去男方家属支持、没有外出经验、缺少在外朋友帮助，提供不出准确地址，影响案件送达。（3）农村留守妇女在离婚时失去丈夫的经济支柱，缺少经济来源，需要采用公告送达时，因为费用较高，不愿承担，致使案件审理陷入僵局。

　 2、举证难。农村留守妇女文化程度偏低，缺乏法律知识、维权意识和证据意识，常常造成合法权益受损而不自知。具体表现在：（1）不会举证。不知道应提供那些证据，在诉讼的哪个阶段提供证据，证据需要证明的内容，不能正确收集、及时提供自己的证据，即使让知情人写了一些证言，所提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甚至难以自圆其说，或者举证不及时，导致证据瑕疵不能被法院采信。（2）无人作证。农村留守妇女在家庭关系中出于劣势，特别是因为离婚是家庭内部矛盾，具有一定隐蔽性，外人很难知情，缺乏必要的原始证据；间接知情人大多是男方近亲属和邻居，证人或碍于亲戚关系，邻里情面，或怕沾惹是非，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虑，一般都不愿出庭作证。

3、执行难。涉留守妇女案件数量的逐年攀高，通过诉讼并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之势，但该类案件的实际到位率不足40%，远远低于其他案件的执行到位率，执行难原因在于：（1）提供财产难。留守妇女文化素质低、与外界接触少，独立参与诉讼、执行能力不足。她们没有能力去调查了解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对哪些财产可供执行不清楚，经常出现其提供了财产线索，但结果却无法执行。（2）涉人身权利案件执行难。涉及抚养权、监护权等人身权利的案件，虽然依法可以立案执行，但是因为执行标的属于人身，对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的行为无法采取有力的执行措施。（3）查找被执行人下落难。实践中经常出现被执行人未躲避执行，频繁更换打工地址、电话，而留守妇女大多在家务农，社会交际面窄，男方的亲朋好友、家人不可能帮助她们找到被执行人下落。

四、对农村留守妇女法律维权的思考和建议

通过对留守妇女法律维权面临的现实困境分析，笔者认为，要切实保障留守妇女的权利实现，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一）从立法上完善农村妇女财产权益制度

1、应当建立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经济帮助是由原婚姻关系派生出来的一种责任，并以一方在离婚时存在生活困难为前提，是离婚效力的一种体现。[]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都有离婚后抚养费给付制度。针对我国国情，可以适当参考国外立法经验，离婚时根据留守妇女对家庭的隐性贡献、经济水平、谋生能力、居住情况、是否存在过错等因素，确定经济帮助的标准、方式及期限。经济帮助方式可以适用一次性经济补偿、重大疾病等特殊困难时经济帮助等。鉴于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人身依赖性，对于离婚经济帮助的司法救济，原则上应在离婚时一并提出，以单独起诉为例外。

　  2、应当完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细化离婚赔偿条件、拓宽离婚赔偿范围，除了《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情形外，将卖淫，嫖娼，通奸及强奸，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等涉及性犯罪的行为列入赔偿范围。同时，鉴于实践中离婚损害赔偿数额过少，建议通过立法将赔偿数额按照家庭共同资产的一定比例（30%-40%）予以规范化。

（二）在司法程序上加强对留守妇女权益保障

1、建立证据运用特殊程序。农村留守妇女文化程度低，维权意识不强，实践中，经常有丈夫在外打工却对妻子隐瞒收入、妻子明知丈夫有外遇却无法举证等情形，例如，在一方提交书信、照片、录像等初步证据证明对方有“与他人同居”等相关过错行为时，就应当推定其存在该过错。[]对于此种情形，应由过错方对被控诉的致使离婚的行为进行无过错举证。除了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对留守妇女予以制度倾斜外，在调查取证方面，法官要变被动为主动，在当事人提供了相关线索，自己因主客观原因无法取证的，只要法官认为对案件判决确实有利害关系的，应当积极调查取证，保证客观、公正对案件做出依法裁判。

2、规范务工人员信息管理。加强进城务工人员信息管理，对务工人员的现住址、工作单位进行信息录入；法院受理案件后可根据情况就近到当地公安部门进行查询。完善法院执行信息联网。在全国法院系统构建信息资源共享网络平台，对下落不明、恶意逃避送达、规避执行等当事人的信息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发布，确保异地法院也能在第一时间掌握当事人动态。对于异地执行、送达的，加强与其他法院协作，视情况委托执行、异地送达。

3、提高农村妇女独立能力。一是拓展政府职能，为农村留守妇女提供创业扶助，在农村建立妇女之家、农民学校，培养农村妇女创业技能；通过政府政策扶助，银行降低贴息贷款门槛，帮助农村妇女发展特色种养业、农产品深加工业、乡村旅游业、手工艺品等致富产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增强农村留守妇女自立自强的信心。二是鼓励农村妇女参与社会活动，增强其社会交往能力。通过建立农村文化载体，丰富农村妇女社会生活，使其乐意走出家庭，自觉走进社会，在社会交往中，培养其为人处世的能力。

4、健全农村妇女服务体系。完善婚内人身侵权社会保护责任制，特别是对受害人向村委会、公安机关、妇联会等部门报案或求助时，应按照最先受理和第一人原则，建立案件受理、证据固定、矛盾化解等责任制度，加强对婚内侵权社会保护措施。建立社会联动机制，加强对农村留守妇女的法律维权帮助。基层法院应加强与妇联、司法行政等部门合作，深入农村开展法律课堂、发放维权手册，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有关婚姻家庭、维权方式的普法活动。联合高校、共青团、妇联等组成民间法律援助中心，对于诉讼能力弱、经济困难的留守妇女予以免费援助，确保她们能够正确使用自己的诉讼权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